《易》为大道之源，《周易》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哲学启蒙之书，在各个时代，都被学者们研究阐发，融会新思，构建出不同的哲学思想体系和实践应用手段。可以说，易学的发展历史，凝聚了中华先贤们的生命智慧、价值追求和终极理想。甚至可以说，《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轴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
与学术思潮休戚相关
自春秋末年以来，孔子赞《易》而做十翼开始，《周易》便成为儒家的经典、六经之首。秦汉以降，我国的学术可以大概分为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形态。在此期间，易学也随之发生变化，并产生深刻的影响。比如，两汉经学期间，自董仲舒开始，就试图将《易经》与阴阳五行学说做一个系统的综合；魏晋玄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或者说根本的理论依据便是——《周易》《老子》《庄子》；隋唐易学作为儒学发展的过渡形态，其作用相当关键；宋明理学大家朱熹《周易本义》是《易学》中的经典，而理学的思辨路径，与易学是密不可分的。宋明哲学中的五大流派即理学派、数学派、气学派、心学派和功利学派都同易学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前三个流派都是以易学哲学为中心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
总得来说，易学是一门围绕《易经》《易传》展开不同诠释和应用的学问。在《易传》解《易》的基础上，各派易学不断创新解经范式。这种解经范式的创新，一方面并不违背《易传》的解经原则，从而表现出了很强的传承性；另一方面又能丰富《易传》解经范式的内涵，融会新知，推动着中国哲学的发展。
两派六宗
《四库全书总目》将易学历史的源流变迁，分为“两派六宗”。两派，就是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六宗，一为占卜宗，二为禨祥宗，三为造化宗，四为老庄宗，五为儒理宗，六为史事宗。六宗实际上可归属于两派，占卜、禨祥、造化三宗归属于象数派，老庄、儒理、史事三宗归属于义理派。
其中，象数派的滥觞，是在两汉。汉代象数易学试图通过“宇宙论图式”，通过卦气说、五行说、八宫说、纳甲说、爻辰说、卦变说等解经的范式，建立一个以阴阳五行八卦为世界结构的哲学体系。或者说，象数易试图将六十四卦看成世界的“原型”，《易》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综合，阴阳二气和五行生克则是共同的规律与法则。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占卜、禨祥、造化三宗。
义理派的成熟，是在魏晋。“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论端。”简而言之，从王弼开始，试图通过透过取义说、一爻为主说、爻变说、适时说、辨位说等解经的范式，来构建以“易”为核心的形而上学体系。而宋代儒者，又试图用“易”的原理，构建新的儒家哲学体系，来应对佛老思想。比如，北宋五子之一的程颐，其“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所以阴阳者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往来屈伸只是理”以及“性即理”等命题均来自与“易学”。当然，北宋五子之一的邵雍则将象数学派的易学与儒学做了更为集大成的整合。
另外，《四库》当中对《周易》的另一些实践应用没有详说，比如《黄帝内经》与《易经》的结合，而影响了中医的理论发展；唐代天文学吸收了易学“卦气说”，用卦气图来描述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变化特征；也有道教学者，根据卦气讲炼丹等等，不胜枚举。
现代易学的窘境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遭遇“未有之变局”，易学的发展也陷入了一定的困境。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能够发展出一套依托《周易》和《易传》诠释，且具有现代理论色彩，又能承接中国传统哲学的新易学范式。这方面的窘境，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首先，清代以来，易学理论思维的衰落与文献考据的兴起。清代易学，受明清之际实学的影响，其路向基本上是从文献考证和辨伪的角度清算宋易中的图书之学，进而转向汉学的复兴。整体上，清代的所谓易学，缺乏探讨哲学问题的兴趣，在理论思维方面很少建树。易学的演进传统，在清代受到了一次“断代”的冲击。
其次，西方哲学和科学主义的渗入。毋庸置疑，在“赛先生”的影响下，作为“象数”的易学，在西式的大学之中，难有“立锥之地”。在彻底摆脱以“易”“六十四卦”“气”等元素来诠释世界之后，象数易学只留下“占卜”之用，在民间流传。而作为义理的易学，本是融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史学、文学、文字学、文献学等于一体的知识系统；而作为更专业化研究的“现代学术”体系，则呈现出更为精细的分工，使得易学究竟应该归哪个学科研究也成了问题，更不用说发展了。
最后，走下“神坛”的易学，失去了发展的方向。易学理论思维的振衰起痹，面临了易学史上从未有过的挑战。现代易学的研究，就其主流而言，是将《易》最为一种文献史料，而非思想材料。更多是关注诠释范式与文本是否相合的层面，而绝少去探寻背后的哲学本质，更不用说试图去构建新的诠释范式。
著名易学家高亨在《周易大传今注》的“传解”中，就经常运用如下四类表达方式，以表现传之解经的正确与否：
第一类：“与经意同”；第二类：“余与经意同”；第三类：“传解卦辞与经意同”、“其余字与经意同”、“字义与经意同，而文义异”；第四类：不明言“传解”与“经意”同否。
就表示方式而言，可以说根本没有尝试去挖掘“易学诠释范式”和“哲学本质”。相较之下，朱伯崑的《易学哲学史》在哲学角度挖掘的努力，更为突出。
未定音调的传统
当然，在现代易学的研究中，依然有不少学者尝试“范式”的创造，依循易学的大传统。比如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熊十力先生，在其著作《乾坤衍》中，试图以《易》的形式阐发《原儒》和《体用论》(包括《明心篇》)中的新儒学思想，并最终把他们完全纳入了易学传统的轨道。
又如，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马一浮先生，也在其著作《太极图说科判及赘言》和相关研究中，依循宋儒义理学派的易学，加以阐发，构建儒学哲学体系。而师承复性书院的易学家金景芳先的《周易全解》，遵《易传》，依循王（弼）、程（颐），努力揭示《周易》中的哲学思想，并试图用唯物辩证法思想理解和丰富人们对《周易》的认识。
当然，我们还是不得不说，近代以来，易学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一方面，民间研究《易经》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但是却没有触及易学的实质；另一方面，学界呈现出“文献研究”一枝独秀的方向，虽偶有继承传统的努力，却也少有实质性的发展。
现代易学还能不能像传统易学一样，在未来中国文化发展中发挥核心地位的作用？还能不能像传统易学一样，在未来中国人的宇宙观、人生观建构中发挥思维基础的作用？易学自身而言，它固有的知识系统还需不需要得到传承？
这些都是今天需要思考的问题。
参考书目：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廖名春，《周易经传十五讲》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黄寿祺 / 张善文，《周易译注》
中华书局，2016
王弼 / 校注 楼宇烈，《周易注校释》
中华书局，2012
朱熹/注解 廖名春，《周易本义》
中华书局，2009
熊十力，《乾坤衍》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金景芳 / 吕绍刚，《周易全解》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刘大钧，《周易概论》
巴蜀书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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